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
   1956年上海市政府出资修复邹韬奋的故居，并在隔壁建立了韬奋纪念馆。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
   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
   1930年，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邹韬奋又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