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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51

2017-06-15 1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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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高层论职教
1、陈宝生:当前我国教育要研究解决“六大问题”…………………………………
2、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管理联合检查的通 知……………………………………………………………………………..………
3、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通报:近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总体情况
4、修法后民办教育迎来哪些利好……………………………………………………
改革与创新
1、新政策扶持规范民办教育新发展……………………………………………
2、民办高校将迎来变法后的春天……………………………………………
3、俞敏洪首度回应卸任耿丹学院:民办大学艰难生存……………………………………………
4、职业教育“走出去”还有哪些“坎”……………………………………………..………..
5、职业教育的“跨界”探求…………………………………………………………………....
专业与师资
1、高职需要“一专多能型”教师………………………………….……………………
2、人工智能化背景下 高职院校怎样培养学生………………………………………
3、思政“活”起来学生才能“动”起来………………………………………….…………
4、增强吸引力,打响“课堂保卫战”………………………………………………………
招生与就业
1、关于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议……………………………………………
2、俞敏洪: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3、职业规划不单只为就业……………………………………………………………………
4、地方高职院校陷入招生困境的原因与对策……………………………………
他山之石
1、生源流失,德国增进职教吸引力……………………………………………
2、瑞士:“职教热”是一种文化………………………………………
3、质量,职业教育的生命…………………………………………………
4、混合模式:现代学徒制的中国选择…………………………………………………
 
 
 
 
 
 
 
 
 
 
 
 
 
 
 
 
 
 
 
 
 
 
 
 
 
 
 
 

陈宝生:当前我国教育要研究解决六大问题
    教育部长陈宝生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指出,现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起点,有六大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去研究、去探索、去解决:
    一、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教育管理关系,完善政府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社会依法参与的机制,既要集中统一又要生动活泼,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度?
    二、如何逐步缩小东中西部教育发展差距,既鼓励局部率先发展,先期迈入教育现代化,又要步调大体一致,不让一个地方掉队?
    三、如何有效破解课业负担重、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老大难”问题?
    四、如何有效化解办学自主权不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够、民办教育活力不强等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
    五、如何有效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带来的新挑战,让教育变革跟上时代,让我们培养的人不落伍于时代?
    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陈宝生表示,做好今后工作,必须冷静分析、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一是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化,二是对象群体多元化,三是社会需求多样化,四是全民学习终身化,五是发展环境国际化。
    陈宝生认为,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还面临不少考验。
                         自: 2017-05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网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职业学校学生 实习管理联合检查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7〕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保监局,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财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印发一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加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全过程管理,规范实习单位用人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实习责任保险,维护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个别地区,仍出现了违规组织学生实习的行为并且屡禁不止,造成了较坏社会影响。为推动各地进一步落实《规定》,保证实习工作健康、安全和有序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联合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按照《规定》的要求,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地方行政主管部门:
  1.是否按要求履行统筹指导和监督管理等职责;
  2.是否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规定》实施细则或相应管理制度。
  3.是否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接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
  4.是否按要求备案各职业学校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情况;
  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
  1.是否存在违反“六不得”的情形,特别是违规使用劳务中介组织实习活动;是否存在安排学生从事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内容;是否安排学生节假日实习或加班和夜班;
  2.是否在实习开始前,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订实习计划;实习岗位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3.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是否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10%,是否超过同类岗位职工总数的20%;
  4.学生参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是否签订符合规定、切实维护各方权益的实习协议,是否存在违规签署合同、签署虚假合同等情况;
  5.是否合理确定了实习报酬,并按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6.是否按规定制定学生实习工作具体管理办法和安全管理规定、实习学生安全及突发时间应急预案等制度性文件;
  7.是否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
  8.是否按要求安排了实习指导教师和专人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和日常巡视工作;
  9.是否严格履行《规定》中安全职责。
  二、检查范围
  各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和学生实习单位。
  三、工作方式
  1.各地开展自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对辖区内职业学校学生实习进行全面检查,并组织各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开展自查。各地检查和自查工作应于4月12日前完成。
  2.联合重点检查。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全监管总局、中国保监会将组成联合检查组,选取部分重点地区进行实地抽查。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各级教育、财政、人社、安监、保监部门要高度重视,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检查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认真制定方案,确保检查工作全面、有序开展。
  2.严肃整改。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要严肃查处,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对其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3.注重长效。通过检查和整改,各地要积极推广优秀管理经验和案例,对违规问题举一反三,深入研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不断完善制度,建立加强实习管理的长效机制。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2017年3月17日
 自:2017-04-0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信息网》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通报: 近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总体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多次就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多次深入职业院校考察,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李克强总理非常重视和关心职业教育,多次对加强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批示、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努力建成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国务院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组织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全国政协多次就职业教育进行专题研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黄金时期”,基本建成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
  一是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具备了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6年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23万所,年招生930.78万人,在校生2680.21万人,每年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职业院校共开设近千个专业、近10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重视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就业质量持续向好,近70%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县市就近就业,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生力军。
  二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不断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支撑力进一步提升。建立专业随产业转型升级动态调整的机制,定期更新专业目录,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服务中国制造2025,实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为制造强国建设培养多样化人才。服务脱贫攻坚,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组织开展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行动,支持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在部分行业和地区开展试点,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推动校企、校际合作,促进区域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坚持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融合共进,为职业教育开辟了广阔空间。
  三是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实现了从“参照普通教育做”走向“依据专门制度和标准办”。以《职业教育法》为引领,形成了涵盖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一系列制度和标准,特别是建立了生均拨款制度,确保了职业院校的稳定经费投入。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督导制度、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年度质量报告制度,实施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等专项措施,促使学校认真落实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管理规范、教学要求,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着力提高质量。
  四是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办学体制机制和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更加彰显。按照“适应需求、面向人人、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的思路,统筹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沟通衔接,推行高职学校与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相对分开,初步构建了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家层面组建了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建成约1300个职教集团,广泛开展订单培养、校中厂、厂中校、现代学徒制等,基本形成产教协同发展和校企共同育人的格局。
  五是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持续发展、促进公平的能力显著增强。2015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达2950亿元,比2010年增加1490亿元,增长102.1%,年均增长15.1%。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打造了一批骨干学校、专业和师资,办学面貌为之一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健全,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90%和40%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30%和25%以上学生。每年有近300万家庭的子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为他们职场成功、人生出彩提供了更多机会。
六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氛围不断优化,办好职业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2015年,国务院决定将每年5月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 成为展示和宣传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每年定期举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展示职业教育紧跟产业发展、紧贴学生成长取得的成果。近年来,我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等重大国际会议,面向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培训、学校援建项目。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模式和成就在国内外广受赞许,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走向了世界舞台。
自:2017年5月4日《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
修法后民办教育迎来哪些利好
       3月2日,钟秉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刘林(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演播室,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和三个配套文件《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和《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简称“1+3”文件)的陆续出台,解读民办教育迎来的利好。
       记者:记者: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对原法案共作出16项修订。近期,有关配套文件《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简称“1+3”文件)陆续出台,对民办教育来说,有几大利好?
        钟秉林:“1+3”文件的颁布,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上,也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制度上解决了我国民办教育发展中的法人属性不明、财产归属不清及政府扶持不到位等问题,对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刘林:民办教育“1+3”文件的出台,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探索。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更是对原法案进行了必要调整和补充,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将更有力地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记者:此次修法,加强了对民办学校教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备受关注。
  刘林:民办教育发展驱动力量中,人力资本是当前最大的短板。相当一部分民办学校师资队伍存在队伍不稳定、拔尖人才少等问题。首先,学校必须筑牢底线,让职工基本利益得到保障。这就突出了社会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其次,要提高待遇,国家鼓励民办学校为教职工补充养老保险。所以,保护教职工利益,既是国家法律立法的出发点,更是民办学校成就事业的必然追求。我国没有用私立而是用“民办教育”这个词,其中“民”是个集成概念,既包括对社会力量的集成,也包括对学校内部力量的集成。学校内部教职工是民办学校潜在办学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其民主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等切身利益,是调动民办学校内部“民”的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钟秉林:加强对民办学校教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本次法案修订中的亮点之一。从宏观讲,有关法律和政策对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民办学校的财政扶持、税费优惠及建设用地等都作了明确阐释,对法人属性、财产归属、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监督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对权益保障、队伍建设、教师待遇等作了清晰说明;同时,也兼顾到各级政府、民办学校、举办者(投资人)、教师和学生等诸多民办教育利益相关者,形成了整体配套的政策框架和推进体系。从教师发展来讲,其应与公办学校教师一视同仁,应使其在职期间与公办学校教师的收入均等;特别是退休后,通过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使两者收入差别不大;甚至有些方面还给予优势。此次法案修订向学校放权,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和校长要在法律政策导向下,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民办学校教职工队伍稳定,同时吸引高级人才和优秀人才到民办学校任教。
  刘林:选择教育事业的人,一是有教育情怀,二是教师行业相对安定、稳定。但过去恰恰是职业稳定性受到挑战,很多学校不给老师上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没有保障。所以,这次法案修订进步特别大的,就是提出必须要给教师缴保险,且通过分类管理之后的分类登记,使相当一部分民办学校进入事业体系,成为事业单位。如此,民办学校教师就可与公立学校教师在退休待遇上实现接轨,学校再用激励机制把优秀人才吸引住、留住、用好,民办学校成为优质学校就指日可待。因此,筑底与提高要并行。
记者:《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明确了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不是此次修法的一大成果?
钟秉林:我国民办教育是在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办学者在早期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关注,投入大量资金办学,确实对我国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程度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此背景下,法案修订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民办教育投资者和办学者的肯定和尊重,对今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刘林:如何调动民办教育的投资人、举办者积极性,是此次修法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从条文修订情况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实行分类管理,使两类民办教育举办者都受益。一方面,使以公益为目的的举办者得到更多政策和公共资源支持,使想成为教育家的这类举办者能圆其梦想;另一方面,对另一类出资者来讲,他们把学校作为一个产业或企业进行发展,虽有合理回报的规定,但无具体操作办法,一定意义上未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而修法除了义务教育外,把其他教育领域的营利限制也放开了,这就使民办教育权益得到保护,出资人能光明正大地将其作为一个阳光行业进行发展。因此也会催生两种现象:办学优质化和新型学校大量涌现。所以,实行分类管理是对举办者合法利益的重要保护,也是对他们潜能量的释放。
  二是新修订法案中有多项条款对举办者参与民办学校管理,以及最终形成的利润和资产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如非营利性学校是社会公共事业属性,营利性学校为投资者所有的私有财产。
  三是设立过渡期。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修法过程中争议较大的一点。新修订法案对此设立并出台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使民办教育举办者争取合法权益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保障。
  钟秉林:新法实施,既为民办教育发展开拓了一条新道路,同时也会使竞争更加激烈。学校能否在社会上站住脚,能否取得长足发展,营利性学校能否得到应有回报,关键要看学校能否通过提高质量,尤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善学校的社会声誉。也因此会出现优质教育资源拓展、调整和重组情况。
记者:此次修法,既推动非营利性办学,又放开营利性办学。两者如何统筹?
  刘林:学校目标明确了,性质和定位定好,就可以扎实地去建设发展,既能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满足老百姓的一部分需求,投资人和举办者也会得到应有回报。不管举办者想做教育家还是做企业家,追求社会理想或是利润,都能得到不同支持,使两种社会力量都能在公平的起跑线上成长发展。此外,新修订法案不仅统筹了两种不同追求的举办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统筹了另外两种关系:一是学校和社会间的关系,包括政府对这两类学校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政策,如何支持和管理;另一种是学校内部关系,即举办者为代表的管理层和师生间的关系。
  记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辩证关系,即如何既规范民办教育管理,又注重扶持民办教育发展?
  钟秉林:从民办教育发展价值取向讲,一是大力扶持发展,二是严格规范办学,保证民办学校的培养质量,提高社会声誉。民办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学段贡献率也不同,如学前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占据半壁江山,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民办幼儿园的发展至关重要。义务教育阶段,其是重要的补充。高中教育阶段,民办教育满足了老百姓和学生的多样化及个性化的选择需求。高等教育阶段,不论是学校数、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毕业生规模,民办高等教育均占20%—25%。所以,出台政策,鼓励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为老百姓和学生负责,必须对其加强必要规范和管理。
  刘林:法案修订后,民办教育领域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因此,要通过规范建立必要的市场规则,通过规范为民办教育发展引领正确方向,既能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对多数举办者来讲也是权益保护。所以,规范是发展的前提,必须巩固。但规范并非限制,新形势下,民办学校首先把握健康发展方向,正确理解规范和扶持关系。
  记者:保障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改革,积极推进与保护举办者合法权益,两者应怎样结合?
  刘林:举办者利益诉求是多样的,需辩证看。分类管理是对两类举办者安全利益的最基本保护。我国现在推进“四个全面”,依法办学应成为所有民办学校举办者头脑中必须要树立的观念。此外,民办教育市场非常之大,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市场上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教育需求未得到满足,市场空间很大。所以,两类教育只要在法律的轨道上依法办学,一定能赢得未来的市场空间。而通过市场,又能使两类不同的主体利益相统筹。
  钟秉林: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是借鉴国外私立教育治理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所制定的。如果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不清晰,产权归属不明确,那么营利性学校想拿回报就缺乏合法保护,没有可行的操作办法。在法案修订后,营利性民办学校就能在办好学校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营利;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政府就加大扶持力度。  
 
自:2017-5《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网

 

 
 
 
 
新政策扶持规范民办教育新发

 

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为标志,民办教育迎来了新政策密集出台的发展关键期。随着国家层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出台,加上地方政府层面配套政策措施的后续跟进和具体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办教育管理体制将基本形成并日趋完善。民办教育将在新的法律规范和新的政策扶持规范下实现新的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与公办教育一道发挥好关键支撑作用。
新政策明确新导向
    政策取向上,“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的方向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成功修订和“1+2”文件的正式出台,是我国民办教育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重要标志,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法精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确保分类管理改革的有序推进的重要举措,明确了任务,细化了要求,落实了责任。必将进一步优化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制与政策环境,必将为民办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必将对我国当代民办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发展方向上,新政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又兼顾了社会对多元多样化教育需求的满足。“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级各类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在各个领域举办满足差异化需求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并举,不但体现了国家通过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良苦用心和务实举措,更体现了对民办教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应有支撑作用,促进民办教育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健康持续发展的殷切期待,还体现了通过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事业,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获得感的共享发展新理念。
    在发展路径上,特色发展既是政策引导的重点,也是民办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消费需求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加快,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选择性和个性化教育需求持续增加,在现实条件下,扩大多样化教育服务供给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民办教育的肩上。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发展,从粗放发展到特色发展已经成为民办教育升级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政策提出新要求
    新政对地方政府明确了新要求。一是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领导。加强建设,完善机构,理顺关系,健全机制,强化引领,把握方向,不断加强和改进民办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按照国家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改革发展政策措施,努力构建体制顺畅、机制灵活、制度刚性、政策全面、措施有力的民办教育管理体制。三是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协调联动相关部门,形成响应及时、保障有力的协同联动机制,切实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四是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理顺权力清单为契机,建立依法行政、权责明晰、高效廉洁的民办教育监管和服务体系。五是持续深入推进民办教育综合改革,鼓励先行先试,总结推广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树立民办教育良好社会形象,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良好氛围。
新政对民办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一要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无论是非营利性还是营利性民办学校,都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不动摇,都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二要着力提高办学质量,加大办学投入,强化内涵发展,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三要规范办学行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完善章程建设,规范收费行为,建立起决策科学民主、权力运行规范、民主监督有效、权益保障有力的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努力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四要加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发展民办教育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建设,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五要确保校园安全稳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理各类安全事故,妥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新政策描绘新蓝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民办教育工作者为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青春、汗水、智慧和心血。民办教育具备了规模,积累了经验,积淀了资源,获得了认可。面对时代的呼唤、国家的重视和市场的需求,民办教育必将在观念上实现新的提升,在发展模式上实现新的创新,在发展成就上实现新的跃升。
在新法律引领下,在新政策的助推下,未来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远远超越“弥补公共财政不足”、“积聚社会教育资源”、“扩大教育的比例规模”、“提供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等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的现实功利价值。置身于向现代转型的新时代,民办教育肩负着独特而重要的历史使命,必将为中国教育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注入新的动力,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新文化使命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崛起,增强教育对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应变能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2017-02-27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信息网》
                  民办高校将迎来变法后的春天                 
    “选择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对全国16万所民办学校举办者来说,随着9月1日的日益临近,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正式实施,这道选择题将决定着学校的不同走向。
    这也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的最大变局。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民办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李孝轩看来,国家政策的变革、千亿资本的涌入、云课堂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将加速整个民办教育行业的重新洗牌。
    是机遇还是挑战?日前在云南工商学院召开的首届民办教育发展战略论坛上,教育专家和资本、法律界人士的判断却大相径庭。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从不讳言对民办教育“两分法”有不同看法,他甚至一度认为这个政策是个“早产儿”,担心法律上的“两分法”在实践中会变成“一分法”。尽管近10年来没怎么接触民办教育,连李孝轩等少壮派民办教育举办者都不熟悉,但他认为一些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比如投资办学,比如滚动发展。
    尽管如此,邬大光认为不管选择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这只是学校经营方式的不同,不应该是办学方式的差异。不管是民办高校,还是公办高校,办出一流水平都需要足够的投入和一定的时间。“好大学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民办学校选择非营利性,便意味着举办者“活着不分钱,死后不分财”。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90%以上的民办教育举办者不会认可这种方式,在教育情怀之外,他们还是想赚点钱的。对于选择营利性的学校,吴华认为转设成本、税收、人工成本等,将大大增加学校的运营成本。
吴华认为此次修法是用“国际惯例”取代“中国特色”。对于上述的种种不利因素,吴华寄希望于地方出台实施细则时能充分考虑到民办教育的实际。比如目前各省对民办学校的收费政策,有自主定价、最高限价、一校一策三种形式,对民办学校的影响有比较大差别。营利性学校的校名和公章上要注明“有限公司”,对普通百姓来说也有个逐步认可的问题。
    和教育专家们不同,几何投资合伙人钱鹏飞更看好“两分法”后的民办教育。钱鹏飞此前担任九鼎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曾考察过多所民办大学,但最后只投了高思教育,一家从事中小学课后辅导的公司。钱鹏飞说,资本关注的是投资回报,关心的是什么时间进入、什么时间退出。相比于“合理回报”,选择了营利性学校,相关政策会更加明朗,资本操作也会更加规范安全。
    对于新法刚刚颁布后的“哀鸿遍野”,在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春光看来,这要么是民办教育举办者过于矫情,要么是一些人在杞人忧天。对于一些人还想穿新鞋走老路,李春光认为,新法的正式实施,国家必将加大监管力度,过去民办学校举办者采用VIE架构将资金合法转移的赢利模式将不复存在。
    选择营利性,土地、税收、资金等会成为民办学校发展的拦路虎吗?李春光并不认同,相反他认为营利性民办学校才有可能突破资金的瓶颈,可以“活着安心分钱,死了安心分财”。随着9月1日的日益临近,民办教育举办者会做出何种选择?
    其实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刚刚出台时,社会上“是”或“非”两种观点的对立和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现在。结果是,民办学校的数量从2002年的6万所增加到2015年底的16万所。
    据此可以推见,民办高校发展的春天将势不可挡,行业的洗牌或将引发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让我们静观其变、乐观其成。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1月9日
 
俞敏洪首度回应卸任耿丹学院:民办大学艰难生存
俞敏洪选择向现实低头。2016年秋,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卸任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理事长。近日的专访中,他向财新记者承认,在中国创办顶尖民办大学,时机尚未成熟,但“这颗种子藏在心底,希望有生根发芽的那一天。”
办大学是俞敏洪多年的理想。他曾屡次向媒体描绘他的愿景,即办一所一流的民办大学,以通识教育、人文思想为特色,为贫困学生提供机会。他曾想在北京办一所“新东方大学”,但因拿不到土地许可证而夭折。
耿丹学院曾被他寄予厚望。2013年10月9日,俞敏洪成为耿丹学院理事长。位于北京郊区的耿丹学院是一所三本学院,学费约2万一年,学生质量差,当时多数人不看好俞敏洪的选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却说“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耿丹学院打造成中国真正优秀的一本大学”,他的目标是,10年将耿丹学院做成二本,20年把它做进一本院校。
几年间俞敏洪做出了许多努力。他曾承诺用他“20年做新东方积累的声望、积累的资源办耿丹学院”。原来新东方武汉学校校长李杜被俞敏洪从英国召回来做校长助理。周国平等名人也被俞敏洪邀请至学院讲座甚至开课。
但2015年,院长甘德安、校长助理李杜离开耿丹的消息陆续传出,显示着办学的艰难。直至2016年秋,俞敏洪也放弃了耿丹,辞去理事长的职位。俞敏洪的卸任及其低调,网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消息。耿丹学院发布的新闻显示,2016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俞敏洪还出席并发表演讲。
    2017年3月,财新记者专访俞敏洪,提起从耿丹学院退出,他称,“是因为我个人的办学理念与学院的理念有差距”。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办大学在办学质量、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民办大学要超公立大学非常困难,只能说是艰难生存吧。”
民办大学营利困境
俞敏洪认为,“民办大学的最大困境在于它的定位,很多民办大学标榜它是非营利性,实际上到最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是以营利为目的。”
   一直以来,在教育“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环境中,民办学校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下称《民促法》),从法律上默许了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的空间。民办学校探索出一系列灰色操作手法,转移办学结余,以此谋利。“名实不符”使得不少民办学校同时占足了政策优惠和市场利益,但也阻止了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进入。
    俞敏洪称,民办大学的经费来源几乎都是学费,学费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园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对投资者资金的回报。“这样一来,实际投入到教育、研究、研发方面的费用非常少,聘用优秀老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民办大学的师资力量实际上没法超过公立大学,那‘民办大学要超过公立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难。”俞敏洪说。
    《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16年底修订完成,将于2017年9月实行,届时民办学校将面临学校属性的选择——营利性或非营利性。但包括俞敏洪在内的业界人士均认为,这仍无助于改变民办高校“名实不符”的现状。俞敏洪认为,“大部分民办高校会把自己归入非营利范围,这样它就不用给国家交税,还能获得国家的一些政策补助,但实际上背后做的都是营利性的事情。”
    俞敏洪认为,究其原因,大部分民办高校创始者不把自己看作是创始人,而是投资者,对投资者来说,谋利是主要目的,“投资人办大学想要挣钱,就导致办学不太可能具备教育情怀和长远发展眼光”。
    对此,业界人士坦言,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不过二十余年,中国的企业家也缺乏足够雄厚的资金捐资办学,因此现实中多数民办学校的办学者是有营利动机的。
“所以要把中国的民办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目前来看,还比较困难”,俞敏洪坦言。
民办公办政策不公
    其次,诸多政策障碍也成为民办学校发展,乃至超越公立大学的最大阻碍。现状是,民办大学在教学质量上落后于公立大学。
    国家政策对民办大学和对公立大学的政策不一致。俞敏洪举例,在资金上,公立大学获得很多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民办大学极少有国家资金支持。”最关键的是,民办大学评选教授、讲师是不被国家承认的”。同时,民办大学的教师不能享受公立大学教师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也为民办大学增加了许多招人成本。
    对此,俞敏洪曾在2015年的两会上提交提案,建议政府尽快清理并纠正对民办高校的各类歧视政策,并加大对民办高校的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同时打破体制壁垒,在工龄、社会保障、退休待遇等方面实现公办与民办高校的并轨。
    此外,俞敏洪说,在审批程序上,国家对民办大学的审批限制仍然很严格,“目前70-80%的民办大学挂靠在公立大学下面,成为公立大学的独立学院、附属学院,这些独立学院真要独立出去干自己的活,很困难。这些限制导致民办大学往前走时举步维艰”。
民办大学以实用型为目标更可行
    近三年的实践让俞敏洪看清了当下民办高校的办学环境。他承认,在当下,“中国民办大学最大的可能性是把自己办成一所实用型的、以高级技术、技能为培养目标的大学”。
    他说,现在的民办大学办学方向不清,既想做研究型大学,又想往技术、实用型方向发展,“有点乱了手脚”。他认为,比较好的途径是根据学生就业情况,不断调整专业,让专业更切合实际,“目前大量的民办大学已经在实用方向靠了”。
铩羽而归的俞敏洪总结经验称,民办大学要向前走,前提条件是国家对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在教师待遇和政策上必须趋同;其次,是民办大学的创始人真的有做教育的情怀和热情,而不是把办教育看做一种投资行为;第三,是民办大学应该逐渐有学费之外的其他经费来源。
俞敏洪是否会继续办大学?他在等待时机。
    俞敏洪说,“现在暂时没有办民办大学的想法。但我心里存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条件成熟,我或许会尽力去办一所我理想中的民办大学”。
    文科出身的俞敏洪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以文科为主,以思想研究为主”。“我认为人类一定不能缺乏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中国要想在思想上引领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等着吧,或许我不一定是办一所大学,也可以办一所书院,或者选出一批有伟大思想的苗子进行赞助,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研究,资金上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把全部精力用在人文思想研究上”。
这或许是俞敏洪在步入老年之际,为自己寻找的最好归宿。
2017-03-21 来源:《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信息网》
职业教育“走出去”还有哪些“坎”
    近几年,中央对职业教育做好对外开放、主动服务产业和企业“走出去”作出了一系列部署。2016年中央印发了《关于新时期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职业院校要配合企业“走出去”,多方筹措境外办学经费,共建海外院校、特色专业、培训机构,为当地和我国企业培养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
    为探索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支撑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有色金属海外企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2015年12月,教育部批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依托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驻赞比亚企业开展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这是教育部发文推动、产教部门联合实施的第一个校企协同“走出去”试点,是对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中非产能合作和教育人文合作战略的落实,也是职业教育对接国家战略、增强服务支撑力的一个探索。如今,经过一年多的试点,职业教育“走出去”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哪些“坎”要过?在近日举行的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教育“走出去”试点工作阶段总结会上,来自教育部、商务部、外交部、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和各试点参与院校、机构、企业的代表一起,展开了激烈的研讨。
试点工作开局良好,成效显著
    试点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梁赤民在试点工作汇报中介绍说,一年多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各试点院校协同联动、精心组织,与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保持密切沟通,有效保障了试点工作在正确的方向上顺利推进,在服务与需求上精准对接。
    2016年10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试点院校的首批21名教师奔赴赞比亚,开始为期3个月的学习和工作,主要完成了三个任务:一是强化英语学习,提高教学能力;二是深入企业社会,开展实地调研;三是为驻赞企业本地员工开展技能培训,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试点组建了校企一体的跨校专业教学团队,围绕企业需求和员工特点,开发适合的教学资源、教材、课程,团队式进行授课,确保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一年多来,试点项目共在赞比亚举办仪表工等5个工种的员工技能培训班,100多名赞方员工参加培训,获得了中资企业和赞方员工的高度评价,展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风采。同时,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主体,积极申请设立以工业汉语教学为目标的孔子学院,将汉语教学纳入员工培训及学历教育的课程体系,申请对外汉语教学资质。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表示:“可以说,试点工作开局良好,成效显著,为推进后续工作积累了经验、创造了好环境。”
顶层设计和协调政策亟须加强
    “虽然试点工作前期进展顺利,但按方案要求,下一步将全面开展员工培训,筹备学院建设和学历教育等,这将面临着几方面的困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范顺科指出,试点工作不仅承担着职业教育“走出去”,提升企业海外员工素质,带动国内职业院校改革,而且涉及国有企业改革、探索援外事业新模式、赋予汉语教学推广新内涵等方面,道路是崭新的,模式也是属于创新的,有许多政策需要突破,这不仅需要教育部的支持,还需要其他部委的支持,如何协调好支持政策的落实是将面临的困难。
    此外,目前各试点院校工作积极性虽然很高,但是由于对试点工作认识不同,以及各省教育厅的支持力度不同,参与力度也有所不同,范顺科表示,还存在部分院校主动争取支持的力度不够、部分院校尚未将试点列入学校发展规划、派驻教师能力不足等困难。
    与会的试点院校代表也纷纷结合自身经验,就此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建议。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宝财介绍说,该校去年就被确定为试点院校之一,也精心挑选了8名教师提前培训,但最终却没能派出一名教师,“主要是手续问题,省外事局出国指标有限,仅以行协的名义不好申请到批复。所以建议能不能由国家几部委联合就此发个文,以便于各试点院校能更好地寻求到当地行政部门的支持。”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去年派出的3名教师均未成家,但也都到了该成家的年纪,“年轻教师有顾虑,老教师相对语言水平较差,后续的教师派出该如何来安排?”该校党委书记刘敏指出,希望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只要有了具体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清单,再困难我们也能克服”。
经费及长效机制尚待落实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试点工作能否顺利开展,重中之重是经费上的支持与保障。”范顺科介绍说,试点工作的前期,资金多由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参与的职业院校垫付,设备由厂商捐赠,这不是长久之计,下一阶段的工作,也是攻坚阶段,更迫切需要解决经费上的困难。
    “希望各参与单位积极寻求有效渠道,解决好经费的保障问题。”梁赤民也在试点工作汇报中呼吁,落实经费仍是试点工作的重中之重,下一阶段工作需要的经费分为两部分,一是即将开办的能力建设学院的建设经费,这需要国家财政上支持;二是后续运营经费,主要指试点项目驻赞工作人员开支和能力建设学院管理经费,这需要各教育省厅落实对参与院校的经费支持。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梁惠明算了一笔帐:包括工资、住宿、吃饭等在内,学校派出3名教师3个月的支出一共就得5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还没算上津贴,所以要建立长效机制,只靠热情坚持过了‘十三五’,到‘十四五’怎么办?”
    对此,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总经理丁跃华建议,除了要盘活现有政策、资金渠道,保证对试点的经费、设备、师资、技术等持续投入,还要积极探索和发现其他支持方式和渠道,特别是社会力量的投入。比如,即将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独联体合作基金等,数额巨大、用途广泛,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争取资金支持。此外,国家对“走出去”的企业都有经费支持,可以考虑从这些企业中争取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同时,国家在实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有大量经费投入,如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广电部门对外宣传、文化部对外巡演等,也可以考虑从这些经费中争取支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也表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探索构建“走出去”的政策保障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同时,教育部也会在自身渠道内,加大对试点工作的支持力度,比如,利用“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国别双边项目、专项奖学金项目、支持地方奖学金项目,以及“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的实施等,积极支持试点项目的开展。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1日
 
 
职业教育的“跨界”探求
从校企合作到现代学徒制
    当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因为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对大量技术工人的需要,而渐成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之后,传统的学徒制沦为学校职业教育的补充。职业教育学校化之后,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能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批量信息”,而从“应知”到“应会”再到“知行统一”的职业能力,则需要在工作场所形成与检验。于是,人们发现,仅仅依靠职业学校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技能型人才,“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做中学、学中做”才是职业教育“跨界教育”鲜明的表现形式,这使人们对“学徒制”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
    为此,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先后开展了中国式现代学徒制试点,这标志着我国校企合作开始由学校与企业的“自主探索”发展到由国家相关部门“引导探索”的新阶段。
    笔者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市作为教育部首批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地区,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系统规划试点工作,形成对现代学徒制的基本认识。
首先,现代学徒制是“一体两翼”架构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一体”本义指基于“育人目标”构建“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引申为基于“协同发展”的学校与企业关系密切犹如一个整体。“两翼”,宏观看就是“教育界”与“产业界”,微观看就是“学校”与“企业”,就像鸟之两翼,共同推进实施。
    其次,现代学徒制是“双向跨界”的职业教育实践机制。职业教育的实践具有天然的“跨界”特征。但职业教育的“跨界”不是“教育界”向“产业界”的“单向跨界”,而是基于育人目标的“双向跨界”。“现代学徒制”是推进“双向跨界”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目前在我国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教育部推进的以院校为牵头试点的“现代学徒制”;二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进的以企业为牵头试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应该说,二者推进试点的立足点不一样,前者针对的是未入职的城乡新增劳动者,后者是为已经在企业就业或者转岗的职工所提供的职业能力提升服务,但二者试点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推进“教育界”与“产业界”的“双向跨界”。就职业院校来说,与企业开展“招工即招生”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可以使校企合作走向深入,但基于中国企业数量多且以小微企业为主、类型多样、水平参差不齐的特点,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企业一般是区域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而更多的需要寻求职业院校合作的“中小企业”却难以参与。为了提高企业参与度,一方面要尽可能注重合作企业的典型性,实现校企“招工即招生”的合作;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先期介入积极性不高,职业院校可以在已招学生的基础上与企业联合进行“二次遴选”,以实现与企业“招生即招工”的合作。目前试点的企业多数选择后一种模式。
    再其次,现代学徒制是“三方联动”的职业教育运行形式。“三方联动”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府、企业、学校等“三方联动”,二是学校、企业、家长(学生)等“三方联动”,三是学校、教师、企业等“三方联动”。
    第一个层次的联动。作为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的职业教育,其举办主体应是“政府”,政府必须在现代学徒制试点中发挥主导作用,以适当的方式干预,包括将现代学徒制试点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教育战略、国家相关部门行政推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国家制定统一的学徒培训教学标准等。西方现代学徒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现代学徒制在实践中必须引入强有力的“国家要素”,以引导和平衡合作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的联动。由于我国主要实施的是初中后普职分流,职校新生多数在16岁左右,现代学徒制试点企业可以与高职院校学生签订用工协议,却不能与中职学校学生及家长签订用工协议。因此,学校与企业签订的是“联合办学协议”,引入学生方的协议是“联合培养协议”,此协议虽对学生具有一定约束力,但必须有学生“退出”和企业“遴选”等双向选择条款。当然“联合培养协议”仍不具有劳动合同法的约束力。
第三个层次的联动。我国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兼职取酬,制约了教师到合作企业的积极性。虽然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但这里的“教师”专指“高校教师”。对于职业教育专任专业教师尤其是中职学校教师来说,也应参照执行。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职校专业教师应与学校及试点企业签订协议,一方面保证教师参与试点工作取酬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激发教师参与项目试点的积极性。对于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学徒制试点兼任专业指导老师的,可以依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联合出台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执行,从而构建学校、企业共同组成的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教师队伍。目前的重点是,承担企业教学的“师傅”队伍如何建立,包括师傅标准、如何遴选、承担的职责、评价取酬等。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1日
 
 
 
 
 
 
 
 
 
 
 
 
 
 
 
 
 
 
 
 
 
 
 
 
 
 
高职需要“一专多能型”教师
近年来,关于大学学术与教学“两张皮”的争议颇多。不但普通本科高校(尤其是名校)莫衷一是,以培养技能人才为己任的高职院校亦复如此。
事实上,在高职院校内部,学术研究与教学也明显存在强弱分野、泾渭分明的现象。学术当阳称尊,成为教师名利双收的直接载体,教学则逐步边缘化。
将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陷入认识误区,而受害最深者则是广大莘莘学子。学术研究与教学本来就是一体两面,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针尖对麦芒。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任何教师都必须进行形式多样的学术研究。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博耶认为,学术可分为四类: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每个大学教师都需要结合自己的教学进行学术研究。当然,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所偏重,甚至“有所为,有所不为”。高职院校应该将“教学的学术”与“应用的学术”有机结合,并将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渗透于技能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直接或间接让学生受益。
一流的高职院校、一流的职业教育专业必须首先有一流的教学,一流教学的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学术思想和娴熟的专业技能。舍此,不过是人云亦云,既不知“是什么”,更不知“为什么”。如此“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这样的教师永远不可能成为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专家,最多是止步于“舌耕”的教书匠,其区别只在于教龄长短而已。他们容易成为知识的“传声筒”和“摄影师”,而非点燃学生思想火花、创新激情的“太阳”。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教学的学术”与“应用的学术”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后者着重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应用的学术”还是一种重要的,更具显示度的学术形态。一旦水平低下,那么,再好的理论都无法变成高质量的产品,亦无助于提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因此,任何高职院校的教师要想迈上卓越、成为学生景仰的名师,需要高度重视“教学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之间的有机联系,了解本课程体系所涉主要内容的发展轨迹和科学前沿,并掌握学生学习动态、心理状况,采用最优、最适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对于少数个性较强、特点鲜明的学生,更要因材施教、扬其所长。须知,随着立体传媒的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秀才不出门,熟知天下事”,学生获得一般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知识储备日益厚实,传统教育中的“一桶水”理论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职院校学生的渴求。在这种“新常态”下,教师只有更多付出、更加深入地开展探索式、研究型教学,才能奉献高质量的教学。“名师出高徒”,学养贫乏、教学手段单一、方法僵化的教师要想赢得学生的尊重和钦佩难乎其难,他们又如何有能力培养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所以,按照博耶的学术分类,高职院校既要确保“教学的学术”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也需要高度重视“应用的学术”,高水平教师应成为将二者无缝对接、有机融合,集理论探索与专业实践于一身的“一专多能型”人才。
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作者胡解旺,系广东省嘉应学院教育科学与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教授)
 
人工智能化背景下 高职院校怎样培养学生
 
智能化的兴起也对高等职业教育带来很大的挑战。制造业的智能化在中国被称作中国制造2025,德国称作工业4.0,美国叫做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典型的企业是西门子,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行智能化,广东省更是提出全省制造业要全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
简单对比一下工业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的不同生产特点发现:工业化时代生产是规模化,产品标准化,大型工厂流水线生产,需要大量的标准化劳动者。智能化制造强调生产小批量,产品个性化定制,智能机器替代人,管理去中心化,柔性制造。不仅是制造业的智能,服务业也进入了智能化的时代。例如日本有寿司连锁店已经实现了智能化,麦当劳也在积极筹划机器替代人。但是能不能实现智能制造,或者说中国能不能实现中国制造2025,首先就是人才的问题。
智能化时代或者智能制造对高职提出什么样的挑战?
首先是培养目标。工业化时代培养的是被机器控制的人才,所有的人都是按照机器的节奏去生产。智能化时代培养的人是控制机器的人才,真正的工业4.0是无人生产,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管理工厂或者对机器的维护保养之类工作的人才,所以智能化时代培养的是控制机器的人才。
第二,创新、创业的大众化。随着生产方式由大规模走向分布式甚至作坊式的改变,大大降低了个人创业的门槛。以前必须有大量资金、大工厂、大流水线才能生产,现在作坊就可以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怎么应对?
第三,技术迭代的速度加快使得技术培训的需求加速膨胀。
第四,随着教育技术和教育手段的智能化,教育对象接受信息的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高职院校该如何定位?
首先,作为高职院校要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人才要适应智能制造的需求。
第二,高职院校要成为企业家的摇篮。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具体做法包括创业启蒙教育、创业预科教育、还有必修课两个学分创新创业课程,除此之外还包括创新学院、创业园、创业文化、创业社资源、创业教育成效等方面的内容,已经有了初步成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一年内实现创业的比例大概5%,三年实现创业的比例大概12.7%。
第三,成为深圳市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中小微企业非常缺乏技术研发能力。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有800多个教授,300来个有海外经历的老师。政府直接资助企业搞科研,易出现资金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在尝试以高校作为防火墙,资金给学校,由学校组织,甚至用社会的力量来搞科研,所以我们想成立深圳市应用技术研发院和行业技术研发院。
第四,为当地社会服务。除了为技术人员的转型升级提供培训,随着市民生活提高,高职院校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美容美发、珠宝设计、家庭护理、烹饪等,更好的为当地社会服务。
高职院校怎样才能培养人才?
第一个融合是产教融合,即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连接。第一个做法是产、学、研运作委员会,主要是企业领导和技术主管成立的一个组织,起到咨询作用。第二是专业建设红黄绿牌制度,红黄绿牌制度概括为三个指标,六个维度,一是志愿录取率,二是就业竞争力,三是专业相关度,通过这些指标,来跟一线产业相结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要评出当年的预警红、黄、绿牌专业,红牌停招,绿牌予以倾斜,而且力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专业教师必须想办法将课程和产业相结合,不结合可能就没有“责任田”。第三是内涵式校企合作。为什么是内涵式?其校企各做真正跟人才培养结合是很难的,下一步我们会在怎么样校企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方面会进一步探索。
第二个融合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智能化时代机器替代人已经成为趋势,在具备专业核心技术能力的同时,软技能、人文素养、综合素质等将成为职业人最核心的竞争力。同时,技术日益复杂且迭代日益加快,需要学生具备更好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所以职业院校要培养学生三个能力,职业能力、职业生涯拓展能力和幸福人生的创造能力。职业能力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掌握核心技术及专业核心能力。在职业生涯拓展能力的做法,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分为横向拓展和纵向拓展,允许学生学两个专业,在横向拓展方面,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和一个与产业上下链条对应的专业,可以拓宽学生的就业面。纵向拓展方面,因为有一部分的生源还是相当优秀的,50%多都是本科线以上,所以在技术教育培养技术人员的同时,一些优秀的学生可以培养成为工程师。
第三个融合是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有一个做法就是项目化课程。例如《糖果总动员》项目是糖果公司投资一百多万的做成的一部120多集的动画片,全部由师生共同做完。学生通过做这个项目,既掌握了理论,也学习到了实践操作。
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教育与生活的融合、教学与网络的融合
自2016.12《中国高职高专教育信息网》陈秋明文
 
思政“活”起来学生才能“动”起来
    高职学生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但往往缺乏学习的强大动力与专注度,常随时随地手不离机、眼不离网,加上辨识能力较弱,常会淹没在良莠不分的信息海洋中。尽管通过统一招生考试被录取,但高职学生大多知识基础较差,也少了本科学生的自信自强及家国情怀。加之,传统的高职教育重技能轻德育,使得思政教育呈现空心化、形式化。如何增强高职学生思政教育实效?需要强化学生与教师并重、显性与隐性并重、严格与关爱并重,做到融入网络思维、融入企业文化、融入实践活动,体现教学创新、管理创新、载体创新。
强化“三个并重”
    学生与教师并重。高职院校要从“培养什么人”的角度来定位学生思政教育,在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中把“厚德”和“重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考量,把人才培养定位进一步明确为“有知识、有技能、有优秀品质、有健全人格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要从“如何培养人”的高度来加强对教师的思政教育,全力营造“人人皆教育之人、处处皆教育之地、时时皆教育之时”的氛围,构建全员育人工作体系。一支思想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作用远远大于说教。
    显性与隐性并重。思政理论课是主渠道,其他课程都要各自守好一段渠。“掷地有声,润物无声”,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除了显性的思政理论课教学外,还需要隐性教育,即把各专业的历史、文化、精神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将德育要求渗透到各专业的课堂教学当中,从而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在专业课中隐藏思政教育的内容,在校园文化中承载一定的思政教育,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思政教育的熏陶和感染。
    严格与关爱并重。高职学生大多缺乏学习的良好习惯与自制力,因而更需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同时,还要以春风化雨的方式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多听“民心声”,多做“暖心事”。在关爱学生中,接纳学生是关键,教育者要坦然面对高职学生的不完美、不成熟,以积极的态度和真诚的情感面对学生、感化学生,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引导他们从不成熟走向成熟。高职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较少受到褒奖和重视,大学阶段一旦得到教师的关爱和尊重,会特别珍惜并加倍回报。
    做到“三个融入”
    融入网络思维。高职学生潜下心学习的不多、沉迷于网络的不少,传统说教式的教育较难奏效。高职院校需按照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的要求,以主动有为的态度,积极创新思政工作媒介、平台。要建设一支熟悉网络、玩转新媒体的师资队伍;要利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与其进行交流对话;要利用新媒体为抽象的思政教育增加图像、声音等有趣元素,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网上重走长征路”闯关活动,深受学生欢迎。
    融入企业文化。企业中严谨的职业纪律,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职业意识,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合作精神,往往是高职院校学生所欠缺的。通过邀请企业家进课堂等方式,将企业文化引入思政教育中,可以有效地让学生在增强职业意识的同时感受企业文化、学习优秀的企业精神。通过企业文化和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可以让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模式变得更加生动、具体、有效,从而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融入实践活动。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在实践中去感知、领悟。将思政教育充分融入各类主题学习实践、顶岗实习、第二课堂等实践活动中,可以让不善理论学习的高职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社会责任感。义乌工商职院开展了“公益活动100分”“主题社会实践调查”“校园建设微建言比赛”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体会到参与、奉献的快乐,感悟到诚信、勤奋的重要。
体现“三维创新”
    教学创新。如何提升思政课堂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冷冰冰的理论知识不受高职学生待见,教师要注重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换,注重从文本话语向口头话语转换,注重从理论情境向现实情境转换,按照学生的接受程度整合教学内容。义乌工商职院以问题为导向,把学习设置到复杂、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解决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多元信息及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提高学生智力参与度,努力把思政理论课建设成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
    管理创新。高职院校要建立健全符合95后大学生特点的多元评价机制,如推行学生学习历程电子化管理、嵌入学生德育档案、开设德育学分银行。同时,构建以德育养成为核心的纵向评价,设置阶段性的激励性指标和底线性指标,优化以课程知识为核心的横向评价,突出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考核;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推行“思政+”模式,开展创业诚信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等,扩充思政教育的内涵和广度。
    载体创新。构筑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立体化格局的重点是载体建设。思政教育队伍要向学生层面延伸,探索建立由优秀学生组成的校、院两级学生讲师团,通过朋辈教育和自我教育提高思政教育的覆盖面、真实性和针对性;从内容和形式上重新审视学生的诉求,加大活动的创新力度,通过主题化谋划、载体化设计、系统化推进,让思政教育“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2017年3月14日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徐美燕,系浙江省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增强吸引力,打响“课堂保卫战”
    学校教育的核心阵地是课堂教学。21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对于职业院校而言,“课堂革命”的挑战就是“保卫课堂”,提高课堂吸引力,营造促使每个学生分享、成长和发展的课堂环境。
职业院校“课堂失守”的具体表征
    首先是对象的失守——无奈的“空城计”。职业院校的学生大都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被批评、被分类、被歧视的经历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课堂变得兴味索然、想要逃离,这就造成职业院校的“课堂入座率”持续低迷,让管理者和老师面对课堂的“空城计”痛心疾首。
    其次是纪律的失守——人在曹营心在汉。有些学校拥有完善的学生管理制度和坚定的执行力,学生虽然迫于内外的压力走进了课堂,但是教学效果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学生最大的兴趣就是通过手机打发课堂时光,往日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进化为“QQ声、短信声、微信声,声声不息”。
    再次是初心的失守——挂羊头卖狗肉。职业院校课堂不是简单的知识传递和单纯的技能训练,而是塑造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场所,是构建优秀人格和素质的战场。但当前部分职业院校课堂里占据主要地位的是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灌输,次要地位的是技能点的口头点拨和枯燥训练,根本没有兴趣的培养、智慧的启迪和心灵的激发。
职业院校“课堂失守”的原因剖析
    根本原因——学生动机的丧失。很多学生不喜欢课堂是没有找到去的理由,例如贫穷,对于部分学生来说是可以促使其焕发巨大动力和忍耐力的外在动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富足,现在更多需要创造他们学习的内在动机,而众所周知职业院校学生内在动机缺乏,没有压力感、方向感和未来感,这是他们不学、厌学、逃学、弃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原因——教师观念陈旧。当前职业院校多数教师是从普通综合院校毕业的,他们接受的更多是理论传授,往往会漠视技能训练,“重理论、轻技能,重记忆、轻操作,重独立、轻合作,重考试、轻考核”,导致课堂依然是传统的“教师中心、教室中心、教材中心”,失去了活性和活力。
    重要原因——课堂形而上学。很多职业教育课堂缺乏学生主体、缺乏交流互动、缺乏建构共享、缺乏现实关怀,这就自然导致了职业特色、技能技艺和工匠精神的缺乏,使课堂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让学生望而却步。
外部原因——社会的诱惑和错误导向。课堂不能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处在充满无尽诱惑的社会之中,课堂时常成为弱势群体,教育大众化、读书过时化、娱乐无边界化、金钱至上化、工作自动化等都会给职业院校课堂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
增强职业院校课堂吸引力的对策
    首先,要正视课堂危机。正视课堂危机不仅是老师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学生、学校管理者、家长和社会机构的责任和义务,要通过“组合拳”合力破解“课堂失守”:各方应了解、重视和研究职业院校的“课堂失守”,达成共识,树立信心,构建制度;各方还应立足现实,实事求是地铲除“课堂失守”产生的环境和根源;同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内外部文化环境和行动指南,确保“课堂保卫战”的长治久安。
    其次,要认真研究学生。职业院校的学生,不是优秀的“考生”,他们多数没有热爱学习的激情和兴趣广泛的生活态度,也没有熟练应对考试的方法和技能,这给职业院校课堂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异常严峻的挑战。因此,教师应当通过观察、访谈、调查、资料查询等途径了解和研究学生的学习基础、行为习惯、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唯有把准了学生的需求脉搏,才能激发其外在和内在动机,做到对症下药和药到病除。
    再次,要回归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诉求和目标,其课堂应区别于普通教育:一是放弃理论学术的坚守,坚持够用、能用的原则,选取适合的内容、途径、方式来完成职业院校课堂知识的传递;二是突出实践操作能力的导向,转变师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彻底构建既需动脑,更需动手的课堂;三是打破以往孤军奋战的传统,营造互补和谐的团队,学会分享,形成巨大合力;四是强化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认知、认可、欣赏和崇拜,促进其代代相传,培养拥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
    最后,创新课堂模式必将是最直接和有效的选择:
    第一,实现课堂“三化”。一是课堂生动化,利用教学素材、设施设备、学习媒介、互动方式等为职业院校课堂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是课堂实境化,这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需要按照实训企业化、内容项目化、方式岗位化、作品产品化、考核职业化的思路,设计实境教学,激发学生的动力潜能、学习潜能、技能潜能、志趣潜能和创新潜能。三是课堂智慧化,虽然电子产品确实吸引了学生眼球、挤占了学生时间、干扰了课堂教学,但我们不能据此而隔绝甚至抛弃电子产品,反而应该科学智慧地利用它们使课堂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和公平化。
    第二,构建课堂“三对接”。实现课堂、学生和行业的完美融合是确保职业院校课堂持续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一是做到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对接,彻底抛弃以教为中心的课堂设计和安排,打造基于学生需求和学生的学为中心的课堂;二是做到学生的学与企业的需求对接,课堂中学生所学与职业标准、生产所需无缝对接,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确保学生就业有保证、发展有基础、创业有方向;三是做到学生的学与学生的梦对接,每个职业院校学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梦想,在学生梦想和课堂内容之间搭建稳定、可靠、清晰的桥梁将有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完美结合。
第三,打造课堂“三分享”。提升职业院校课堂吸引力的核心是改造课堂,即突破教与学的“围墙”,让师生互动起来,让课堂迸发活力。分享将极大地释放活力和潜力,促使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一是做好班内分享,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无障碍的分享会创造良好的沟通交流、挖潜增质和包容鼓励的氛围;二是做好校内分享,师师之间、生生之间、系系之间、院院之间更多的分享会促使课堂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三是做好校外分享,课堂和院校都不应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通过与其他学校、家庭、社区、行业、企业等组织和部门无障碍的信息交换,课堂可以完美融入社会,彰显其魅力。
当课堂对学生毫无吸引力甚至引起学生反感的时候,职业教育所有的改革与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打响“课堂保卫战”已刻不容缓,只有打造“魅力课堂”才能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的诉求。
   2017年3月14日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徐永波,单位:河南省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议
    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创新创业教育,各个层面先后出台政策来促进创新创业,比如,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创新创业的新浪潮,2014年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1.06万户,2015年平均每天新增1.2万户,2016年平均每天新增1.51万户。
但是,目前我们尚未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完善的创新创业国民教育体系。首先,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不够。小升初、中考、高考的“升学率”“考名校”等现象一直制约着素质教育深入实施,文山题海、大量课外作业、补习辅导成为常态,创新创业教育被忽视、被抛弃,小学、初中、高中几乎没有创新创业课。其次,大学阶段创新创业教育有效性不足,存在与专业教育相脱节、两张皮现象。目前我国82%以上高校已开设创新创业课,但是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开发、创新创业实践教育等方面存在壁垒和瓶颈,创新创业教育吸引力不强,教育效果差强人意,大学生创业率相对偏低,根据《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2015—2016)》,2016届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93%。而美国大学生创业率达20%-23%。再次,创新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不足,尤其是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实战经验的导师严重匮乏。在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如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专职与兼职教师比约为4:6。
反观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教育,已构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备的教育体系。比如,日本在1998年就提出从小学开始实施创业教育;英国从中小学即安排“青少年商业家”课程,培养学生兴趣;美国已经建立了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研究生的正规教育,并且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成熟的创业教育教学、研究体系。在1995年几乎所有美国的大学均开设了创业课程,并且90年代开始培养创业学方面的工商管理博士;到2005年美国已有1600多个学院开设了2200门关于创业的课程,成立了100多个有关创业的研究中心。国外创新创业教育的做法为我们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构建特色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供了借鉴。
    为此建议:
    一、借鉴美国等国家创新创业教育的成功做法,加快构建我国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相互衔接的阶梯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针对不同阶段教育的特点和需求,设置专门的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活动,开发不同程度的教材,让学生在学习和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接受创新创业教育。
    二、加强全国各个阶段创新创业教育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从岗位、资金、职称等方面支持创新创业教师的发展。进一步打通校企人才流动壁垒,在各个教育阶段鼓励和引导企业家、创业者、工程师等高层次人才到学校协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学校、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风投公司、创客空间等协同打造创新创业环境的良好氛围。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协同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让创新创业在全国蔚然成风。
自:2017-03-06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网

(作者杨雪梅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校长)

俞敏洪: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人生如果一辈子不创业的话,永远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中国的口号叫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把“创业”和“创新”放在一起,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因为我们创业就必须跟创新的人在一起。
    创新有两个概念,第一,通过创业创新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二,通过创新来改变原来某种比较传统落后、低效的现象,包括公司结构、商业模式、某种制度。现在大家都在弘扬合伙人制度,这个制度的讨论来自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很火,但是中间所有制度变革、以及人与人之间包括合伙人之间关系问题,都不会像电影里描述的那么浪漫。
    所谓创业并不一定说你一个人做,你可以一群人一起做,可以变成创业队伍中间一员、变成创业队伍中间的引导者。这根据你当时当地的机会,根据你的个性以及根据你加入时的状态。
创业是不是凭着一股满腔热血就能够做成?汉高祖刘邦其实是一个没有太大创业热情的人,因为他在当时是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镇长,县里面的管理干部都是他的好朋友,没事喝喝酒、聊聊天。他觉得,没有必要造反。但是,刘邦反而成功了。为什么呢?
    这其中包含一个重要的创业观点,一个人真正的成功,要有配合的背景基础,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们的创业者,什么都没想好、什么经验都没有,大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创业。当然,我不是说大学没有毕业就不能创业,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大学没有毕业就创业,包括现在facebook的老总,他也是大学没有毕业就创业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创业者,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创业成功的可能才会比较大。
    这些准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大学生没毕业就成功创业的,在中国要少一些,美国要多一些。因为美国的社会机制,比我们更加简单。一个人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好的项目,尤其是好的技术以后,你只要继续做就可以了。当你组建团队时,每个团队的成员都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到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而,中国的大学生创业者组建团队时,每个人都想当老板。所以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创业比赛的成功率要高——因为它的商业模型、社会结构、人员定位、创投基金对于企业的支持,要比中国更加成熟。
    回过来说创业的时候,我最怕碰到什么呢?最怕碰到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拿一个项目计划书,什么都没准备好,既没有人生经历,也没有创业经验,最后就说“俞老师你给我钱吧,给我钱就开始创业。”现在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呢?创业计划书,就是用一张纸写出一个想法,自己估值2000到5000万人民币,说“俞老师你得给钱,你不给我就不走。”这当然是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一个现象,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创业到底要干什么。
组织结构崩盘的几个教训
    我们再回到刘邦这个话题,刘邦为什么会成功?刘邦的成功特别简单:
第一,他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和背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小官僚,他知道中国的官僚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如果一件事情要做起来的话,搭建人才结构和搭建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在当时的造反派,远远不止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只有刘邦是在最开始就着手搭建人才结构和组织结构,并把这个结构搭建得非常好。
第二,刘邦知道什么人应该用在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乱用人,每一个人都用得非常到位。
第三,刘邦用的这些人帮他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创业团队。
第四,国家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刘邦的组织结构就已经搭建起来了。
    不要以为公司的组织结构不重要,开心网大家都知道,它本来应该做成中国最大、最好的互联网平台,最后成为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游戏公司。他的创始人在回顾的过程中,认为自己纯粹专注于技术,但是忘了在最关键的时刻搭建公司的组织结构。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凡客,其实我还是其中股东。我觉得他们的口号、宣传做得非常好,在上升期的时候,我对这个公司是绝对看好的,只要沿着原来的发展思路,再把公司组织结构做好,往前走就非常好了。但是,凡客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投资人的愿望、为了上市,拼命追求公司要有更大的规模。我当时都买凡客,凡客以前应该卖跟青年时尚相关的所有东西,但是因为组织架构的问题,最后就崩盘了,就没有了监控,所有东西都开始卖。直到有一天,创始人陈年走到库房里,发现什么都卖了,发现不对了,等到发现不对却已经回不来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间,组织结构不严密以及管理上失控,造成第二步的困难。
    如果每一件事情真的那么容易干成,那项羽为什么失败?项羽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认为自己是全天下最优秀的人才,项羽手下是没有谋士、没有将领的,他们全给气跑了,留下一个所谓的亚父,到最后也被气跑了。第二,项羽认为自己只要下一个指令就行了,没有一点组织结构概念。所以,他打下了整个秦帝国以后,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分封。他自己都没有想过要造一个帝国,他想着衣锦还乡,他完全不听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的结果就是项羽兵败。
    他本质上没有构建承载所有业务的组织结构和平台。所以,创业不是说说就能成功,很多创业者做到一半就没有了,原因是创业者本身就没有做好准备,不是切入的项目不好。
不读书不行
    我做新东方以前,在知识上的储备量一定是足够的,到今天为止我每年还要坚持读100本书以上。于得志书记说他现在每年坚持读40—50本书,我听到很开心、也很吃惊。政府领导这么忙,每年读40—50本书,特别不容易。但是,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不读书。我做过广泛的调查,现在中国大学生平均每年读5本书都不到。
    不读书意味着没有学识,意味着不了解事件。读书,哪怕翻翻都是好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个礼拜还要去一趟书店。尽管我每周都买至少10本的电子书,但是我还会到书店去,因为有一些最新出版的书是没有办法马上获得的。
    微信上如果你稍微多一些朋友,会加入一些很有意思的群体,就会有很有思想的文章出现,把那些有思想的文章收藏起来阅读,读完以后做笔记,就变成一个好的习惯。在阅读时,我会把微信上的这篇文章复制粘贴下来,读完将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做成PPT。
    从2016年1月份到现在,我的PPT已经接近600张了。600张PPT意味着有600个重要观点加入进来。我们很多人都可以这么做,这是你的知识积累。
    我从北大出来做新东方,至少已经读了两三千本书了。在北大当了六年半的英文老师,我的英文水平已经练到可以教任意一门课。这些都是为创业做的积累。
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
    大家知道从2015年初开始到现在,中国拿到风险投资的公司至少5000家,已经倒闭的大概有3000多家,我投的公司也有好几家倒闭。后来我去分析这些倒闭的公司的特征,很多情况下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更多的是创始人本身没有做好准备,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
    真正伟大的创业项目有个特征——创始人本身无比喜欢这件事情,是因为喜欢这件事情才要去做这件事情。
    昨天我去看葛俊的飞行模拟舱,并当即就决定要投资这个项目。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是一些不懂飞行的人,但是硬是制造出世界级先进水平的飞行模拟舱。他们是真心热爱,而我投资的是热爱背后的市场。很多人都有飞机梦,我昨天就在葛俊的飞行模拟舱试驾了半个小时的波音737-800,真实感觉像在驾驶飞机。同时,如果每个人都加入飞行教育的话,会使中国未来的飞行技术和航空领域的发展变得极其可观。
    最后我想说,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真想创业的话,打造自己比打造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打造自己要打造两个方面:
第一,打造自己的领袖气质,打造自己的领导能力,这个领导能力包括带团队的能力,包括商业模式转型的能力、跟政府和市场合作的能力,这都非常重要。如果把新东方交给20年前的我,我做两天就会把新东方做黄了,但是我今天做新东方觉得还是比较驾轻就熟的,因为我的能力随着公司发展上升了。
    第二,打造你的团队,就像刘邦打造他的团队一样,非常重要,只有把团队打造起来了,每个人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最后你的团队加起来由一个手指头变成一个拳头,甚至变成十个拳头,才能把市场这个事业做出来。
自:2016-11-1《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招生就业网》
职业规划不单只为就业
    每年4月,计划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陆续开始相关申请工作。其间,他们需要一个科学合理、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规划,这是留学痛点,亦为难点。
    有人说,职业规划就是告诉你适合干什么;有人说,职业规划就是帮你规划好人生路线,按部就班地做就能成功;有人说,职业规划就是由职场前辈给你传授经验。“职业规划”,如今已由学生及家长关注的就业视点发展成为全球教育的主导观念。
留学为何需要职业规划
    与容闳、詹天佑、徐志摩那个时代相比,尽管我们在科研、高精尖技术和先进管理领域,与西方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国家。因此,现在不能简单地说,只要在国外学到一技之长,归国后就能彻底颠覆某个学科和行业。况且,当今时代的留学生已经很多。那么,出国留学还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出国留学能够享受国际一流的教育资源。其次,积累国际工作经验。留学可以开拓国际视野,几个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有针对国际学生实习和就业的工作签证政策。优秀国际学生有一定的机会留在当地工作,不仅可以感受海外工作氛围和环境,还可以积累在国际企业的工作经验,特别是接触到先进的商业模式、应用技术和管理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从留学到就业,从“软背景”到“硬实力”,职业规划越早越受用。如果没能在留学前着手职业规划,那么也应在留学期间思考毕业时的就业去向。
职业规划中有哪些误区
    表现之一是专业扎堆,毕业后难就业。哪个行业好或者哪个热门就选哪个,这种不假思索的决策方式把许多问题留在了以后。根据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的最新数据,超过40%的留学生选择金融、商科相关专业,而近年来金融行业的入门级岗位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表现之二是注重功课和考试,不注重实习。努力学习固然是学生的本分,但还要记得为了什么而学习。学生可以从学校就业办公室(Career Office)、行业探索沙龙、校友精英及名企校园宣讲会、求职或行业分享等活动中获得想了解的行业或企业信息,从而为未来做选择,而实习经历是验证这个行业乃至岗位是否适合自己的最有效方式。
    表现之三是认为进入名校就等于进入名企。名校背景会使求职者获得更多名企的面试机会,但能否被录用,还要看其是否拥有企业想要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包括校园实践经验、实习经历等。当然,还有清晰的职业规划和充足的面试、笔试准备。
    表现之四是以为职业规划可以等到就业前再准备。有一部分学生认为,职业规划只要在就业前准备就可以,或者说留学与职业规划并不存在很大的关联。其实,很多成功案例都显示,越早规划的中国留学生越能轻松就业。其中,有充足相关行业实习经历的留学生几乎都轻松拿到理想企业的“入场券”。对于就读所谓“非名校”的留学生来说,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的职业规划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在短短数年的留学期间实现“弯道超车”。
家长咋精准支持孩子规划
    当然,导致以上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原因之一是父母。一种是在孩子留学与就业方面,父母享有绝对的决定权。另一种是父母完全自由散养孩子,“只要孩子开心就好”。其实,孩子这时阅历尚浅,需要正确的指引和帮助。而且,研究表明,那些初入职场就“游刃有余”的孩子,很多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支持,即来自家长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家长拥有更为丰富的教育背景、国际视野和可支配资源。他们普遍关注子女的职业规划,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何精准地帮助孩子进行职业规划,关注的问题也不够超前。一般家长的问题都会集中在专业的选择上。例如,这个专业未来好不好就业?这个专业好还是那个专业好?但实际上,判断职业规划的维度有很多,专业和薪资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的高薪行业并不代表着三五年之后还是最好的,现在看起来薪资不高的行业,未来三五年后可能会成倍增长。
    例如,很多中国企业都在投资体育产业,包括在国内外购买体育俱乐部。这时候,企业需要的是在国外俱乐部有过实习或工作经历的人才,为此,与之相关的体育管理专业未来会炙手可热。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新型职业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在家长的规划中。
    因此,从长远角度来说,兴趣、性格是否与专业匹配,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都值得思考。为此,家长提出“我的孩子更适合什么专业”“这个行业发展前景如何”“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与这个行业相关”之类较为立体的问题,可能对于孩子的留学与职业规划更有裨益。
    在经历多维度的思考后明确就业方向,接下来就需要对行业做深度研究。很多学生与家长经过多重考量后选择了金融专业,但仅仅通过财经频道、新闻和道听途说来进行职业探索,显然并不专业。金融行业的8个子行业——券商、投行、基金、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保险、信托、期货,在国内外的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主要的公司有哪些?会招聘哪些人才?岗位都是做什么的?未来的发展轨迹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未来要投入30年以上的职业生涯到这个行业中去,难道不应该花两个月的时间去了解吗?
    想要进入某一行业,就一定要知道它的就业形势。例如,投资银行招聘一般都要求应聘者有名校背景和暑期实习经历。如果应聘者曾经争取到这样的实习机会,就有可能被录用。咨询行业同样需要是名校高材生,平均成绩绩点(GPA)要高,有相关名企实习经历,同时一定要学习面试技巧,并做好充足准备。
如何科学地制订职业规划
    对想进行留学与职业规划的中国学生,首先要了解自己,即做到自我认知和探索。为此,可以先向自己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我的职业兴趣是什么?我有什么能力?我在什么样的活动中会获得最多的满足感?对此,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凭直觉,弄清自己喜欢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并且擅长做什么;二是找到专业的职业规划导师,通过职业咨询、专业测评等方法,最终获得客观的自我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人的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所以用“我擅长做什么”问自己更为可靠。
    其次,了解外部世界。要对工作世界有所了解,例如,劳动力市场现状、就业市场格局、行业背景分析、职业种类的区分和各自要求、地域问题、企业文化和组织等。对某行业感兴趣的留学生,应该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去了解该行业。已经确定专业的留学生可以直接通过学校了解本专业往届毕业生就业去向,借鉴师哥、师姐的经验。研究内容应该从行业现状,到企业,再到职位等。
    结合自我了解和外部了解,确定一个主要的职业方向和目标后,就看到了差距,自我提升的行动计划也自然浮现水面。其实,留学也是一种职业力的提升。在国内,自己的分数可能上不了名校,但可以通过留学去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从而利用有效的职业规划完成“曲线救国”。
    通常而言,能够很好地驾驭一份工作,需要知识、技能和能力三方面支撑。其中,知识和技能是岗位最基本的专业功底和办公技能,而能力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提升也大多是在实践中改变的。而长期职业生涯的成功因素中,“合适”占了很大比重。为此,科学的职业规划中,需要我们理清一些非理性信念,比如“钱多活少离家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定方向。然而,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制订出来的职业规划就一定符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轨迹或者能够解决“疑难杂症”呢?对此,要根据实际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职业生涯规划对于个人而言,其价值聚焦于两点:
    首先,提升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整体评价。例如,一个很文艺的女生在美国很吃力地学习计算机,只是为了能够留在美国。长期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留学生是个全球流动的群体,无论在哪里工作,都需要对职业充满热情。况且每个行业,除了春天还会有冬天,在选择职业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行业。
    其次,提升个人生涯成熟度,即生涯决策能力。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致使企业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从一而终”的职业发展概念正在淡化。为此,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变革中掌控全局,保持自身职业发展轨迹的连续上升,成为职场生存的一项必备技能。
总之,主观幸福感向内,生涯成熟度向外,一内一外,共同构建起人们追求职业稳定、职业发展、职业幸福的基本体系,这也是职业规划本身所要传递的理念。
自:2017年4月《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作者:史晓懿,作者单位:北京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地方高职院校陷入招生困境的原因与对策
近十多年来,由于生源显著减少,考生及其家长缺乏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地方高职院校与国家普通高等院校相比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不少地方高职院校,尤其民营院校面临志愿填报率和入学报到率“双低”困境,直接影响地方高职院校的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迫切需要国家和省政府在政策上给地方高职院校予以大力支持,迫切需要地方民营高职院校自身定好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打造特色专业、抓好校企合作和就业安置等内涵建设工作。
困境原因分析:
    1、绝大多数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都希望子女毕业之后能够坐办公室、搞科研,而不愿意到生产一线工作。所以,他们把上重点大学和本科院校当作高考奋斗的第一目标。他们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定偏见,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上头热、下头冷,很多家长认为在职业院校就读发展前景不大。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考生家长、包括大部分政府领导、教师都不愿意动员、引导考生报考就读于高职院校,尤其是地方民营高职院校,即使去了也是出于无奈。
2.招生政策相对不平等,普通高校扩招对高职招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力。在我国的考试制度和招生政策上,对学术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都用同一个考试标准来录取,在录取批次上分数高的进本科院校,分数低一档的学生进高职。这样做,客观上就把高职放到了最低的位置,伤了这部分考生的自尊心。自1999年以来,普通高校连续扩招,使考生就读本科院校的机会增加。高职生源数量减少,招生难度加大,生源质量下降,录取报到率低下。 
  3.教育政策相对不平等,国家事业本科院校与与地方高职院校区别对待,竞争没有处在同一起点上,在竞争中地方高职院校明显处于劣势。
4.高职毕业生专业对口就业和高端就业面临较大压力。企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高消费(不少单位招人时均要求学历本科以上,将专科生拒之门外),毕业生期望值过高,部分毕业生因先天性生源素质低和就业创业能力素养低或所学专业不符合社会需要等,导致高职毕业生专业对口就业难,尤其是高端就业难,女生就业难。而这种就业状况的不理想会最终导致高职院校招生越来越难。
地方、民营高职院校摆脱招生困境的对策与建议 
  1.需要国家和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如允许地方、民营高职院校在规定的编制范围内,自主引进办学急需的“双师型”教师、技师,来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允许地方高职院校在全国范围内自主组织专科层次的生源,按招生计划缺额实行招生补录和自主单招专科学生,报名取消省份限制。 
  2.抓校企合作,抓就业创业,解决好“出口”与“进口”的关系问题。每所地方、民营高职院校在招生宣传中无一例外的均介绍本校的毕业生就业率,而这个就业情况的好坏也是家长、考生最关心的,是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此,地方、民营高职院校在按上级要求,抓好就业创业“一把手工程”的同时,必须抓好产学研一体化的校企合作工作和“围绕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的校地对接工作。总之,“只有出得去,才能进得来”,这是做好招生工作的“金字招牌”。 
  3.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打造品牌专业,提高自身知名度。高职教育表现出来的“招生难、就业难”,其实质就是人才培养工作水平上的差距和与市场需求间的差距。为此,各地方、民营高职院校必须做好自身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工作,必须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如在专业设置上是否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否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等。招生工作的实践证明,录取分数线高、生源爆满的学校大多具备自己的办学特色,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其对生源的吸引力就强。 
  4.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地方、民营高职院校不能只重招生,不重培养。在正确定位后,要想方设法取得政府的支持,加大对教学设施及硬件方面的投资力度,尽快改善自身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要加强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成才成功的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这样,便有利于学生提高自身素质,为就业、创业打好基础,使在校生成为招生的源源不断的“活广告”。 
  5.放大自身亮点、闪光点,加强招生宣传工作。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化手段,选准、放大自身亮点、闪光点,加强网络、电视、电台、报刊等媒体上的招生宣传,可使考生、家长了解学校的优势,了解高等职业教育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使他们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真正认识到高职的价值与优势所在,心甘情愿地或积极主动地让子女报考职业院校。只有让社会消除对高职教育的错误认识和偏见,打造高职教育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才能形成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支持地方、民营高职院校招生的良好氛围。 
自: 2016-09《中国论文网》

 
 
 
 
 
 
 
 
 
 
 
 
 
 
 
 
 
生源流失,德国增进职教吸引力
    近年来,德国双元制职教体系生源持续流失,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科技发展、企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使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面临发展瓶颈。为此,德国政府和双元制职教的参与主体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全力扭转这一局面。
    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有关部门、联邦劳动局、经济界、工会和联邦各州组成了德国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联盟,旨在加强和巩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主张企业培训和学术教育享有同等地位,指出双元制职业教育在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效率上享有绝对优势。该联盟打出系列“组合拳”,从舆论宣传、财政投入、教育内容、招生、就业等多方面提高双元制职教的吸引力,巩固优势,突出特色,维护德国双元制职教体系的世界美誉。
    2016年9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推出一项名为“参加职业培训,未来所向披靡”的职教宣传活动,在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直接对潜在的企业培训生提供各类政策指导和择业选岗、转行、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咨询,突出强调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十大优势,例如实践与理论的最佳结合、带薪培训、学制灵活、就业优势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向年轻人推介各培训工种的重要信息,为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和创新型工程师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德国还引入职业培训全程咨询机制,对部分弱势培训生以及培训企业进行专门的咨询和辅导,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企业培训当中。培训生还可以在培训之余参加语言培训以及其他知识培训。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加双元制职业教育,德国有关部门决定扩大生源。双元制职教体系有可能向拥有初级中学文凭的学生以及有着移民背景的年轻人敞开。此外,双元制职业教育还招收辍学的大学生。
    与此同时,德国培训生薪资也在逐年增加。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15年,德国培训生平均月薪为832欧元,且以约4%的增长幅度逐年增长。培训生薪资高低与行业有关,且东西德之间仍然存在差距。培训生薪资较高的工种分别是建筑工人、警察、建筑设备操作员、社保专业从业人员、海关公务人员、健康或疾病护理员、养老护理员、电工、实验室实验员等。
    2016年,德国联邦议会通过《职业升迁培训资助法》修订案,大幅提高德国对职业升迁培训的资助力度,扩大资助范围,将学士学位获得者列入资助对象,允许未获得初级证书的人员参与职业培训考试。受《职业升迁培训资助法》资助的,以成为技工师傅、专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为目标的全日制职业继续教育的学习者每月补贴提高近40%。已婚且育有两个孩子的受资助者最高可获得711欧元的生活补贴,增幅达59%。根据修订案,德国联邦政府未来4年将投入2.45亿欧元,年资助额与2005年度相比翻了一番。
    德国双元制职教体系涵盖328个职业工种。为适应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受联邦政府委托,从2003年起,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所与行业协会、企业专家等开始修订各工种职教章程,2015年已更新197个工种的培训章程修订工作,完成37个新工种培训章程的制订工作。
    德国职业教育还将“新媒体能力”列为阅读、写作、计算能力之外的第四项关键能力。德国将对不同职业提出具体的媒体能力要求,并列入《职业教育培训章程》。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认为,年轻人的媒体能力不仅局限于媒体技术层面,而且要更多涉及“运用媒体解决问题”“媒体法律伦理”“媒体交往规则”“利用媒体自主学习”“媒体创新”等内容,将媒体能力的各项指标列入职业教育培训内容。
    除改善培训生的就业前景之外,德国还通过推进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融通,为具备职业资质者提供进入高等教育的可能。德国教育改革先行者巴登-符腾堡州创建了新型双元制大学,采取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融合、交叉的模式,且融通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贯通,而是在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内容方面进行融合,有效避免重复教学、资源浪费等现象,取得了突出成效,被业内誉为“隐形冠军”。
    德国计划对受职业教育者的学习结果模块化,对他们已具备的各类能力进行科学合理评价,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转换和融通提供科学依据。
    针对涌向德国的近150万名难民,德国政府认为,教育是促进难民融入的有效手段和必经之路。为维护德国社会稳定和安全,推动难民融入,德国教育界系统制订了帮助难民融入的综合教育方案。据初步统计,超过一半的难民年龄不到25岁,而且他们的职业资质可能比其他移民背景的人更低。德国政府鼓励合法难民进入职业教育体系。除联邦、州和城镇三级原有财政资助以外,联邦教育与科研部还额外投入约1.3亿欧元,联合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联邦劳动局、教育链服务中心、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联邦业余大学联合会以及德国手工业协会等多部门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帮助难民学习德语、了解他们的能力和潜力,吸纳难民进入职教体系,并努力加快融入进程。
    起源于中世纪学徒教育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长且传统深厚,有着制度健全、内容完备、结构清晰的培训体系,对德国曾经的经济腾飞以及当前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欧盟范围内,德国青年失业率最低。
    然而,当前德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高等学术教育的大众化趋势、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以及行业本身的转型需要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但德国职业教育有关各界能够快速、及时发现问题,努力寻找应对挑战的措施,使德国双元制职教体系仍然充满活力,体现一定的灵活性,继续为德国经济4.0战略所需要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供专业人才保障。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对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尽管我国不能简单地移植德国双元制职教模式,但德国的职教理念可帮助我们真正转变观念,赋予职业教育对国家安全稳定、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以及社会进步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德国的职教经验可帮助我们研究如何从政策上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如何加大参与企业财政扶持或税收减免力度,如何加强校企合作以及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如何打造实用、有效、符合各工种、职场需要的现代职教课程体系,如何吸引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就业与发展前景。
信息来源:2017年4月《高职高专教育网》(作者:毛小红,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瑞士:“职教热”是一种文化
——访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
    据统计显示,瑞士每年有2/3的中学毕业生会选择职业教育,由此可见瑞士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那么,瑞士的职业教育为何有如此魅力,能吸引大多数的青年人进行职业培训?日前,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Jean-Jacques de Dardel)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瑞士制造”和瑞士的职业教育享誉世界,为什么瑞士的职业教育能如此成功?
    戴尚贤:从欧洲范围来看,只有瑞士、德国和荷兰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而其他欧洲国家不见得是这样。我认为,瑞士学生和家长对于职业教育的喜爱已成为一种文化,是民众对教育的一种普遍态度。在瑞士,不会有人为了学历或文凭申请大学。
    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进入大学才有意义,教育目标是取得大学文凭,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努力进入大学。但是,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才发展来说是一种浪费。在很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无所事事,有的并不能完成学业,甚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负担。
    在教育体系中,每一种类型的教育都应受到尊重。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讲,我们无法以说教的方式让人们去尊重一种教育。
    记者:那么,瑞士的职业教育是如何被人们所认可、尊重的呢?
    戴尚贤:在瑞士,大多数学生是进入职业教育学习的,而只有少数学生申请大学。瑞士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被接受、被尊重到被广泛欢迎的过程,这是因为全社会的努力。瑞士各个行业与众多企业的广泛参与,使得职业院校学生不仅仅是在学校接受培训,还在企业一线进行实践,而且还有一定的报酬。例如,一个16岁的职业院校学生不但在企业接受培训,还能得到工资。这会让他变得自信,因为他比大学生能更早地独立。因此,整个社会体系对于职业教育学生都很尊重。瑞士的职业教育受到尊重其实是社会与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
    记者:在瑞士,一个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发展空间有多大?
    戴尚贤:瑞士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可以无缝衔接。职业院校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申请大学,并取得更高的学位。因此,瑞士职业院校的学生从来没有失败或是被教育抛弃的感觉。他们有很多机会不断拓展自己的教育生涯。
    此外,瑞士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依赖于企业不断地接受学徒。瑞士的企业在培训技术人才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企业不仅培训职业院校的学徒生,使他们获得文凭,而且还不断对企业员工和工程师进行更高一级的培训。所以,这也使得所有职业技术人才感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不断进步与发展。
    可以说,瑞士的职业院校和大学各有优势,学生发展空间都不受限制,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愿望选择教育类型。因此,瑞士的大学就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它们只须关注愿意从事学术性研究的人才,这也是瑞士的大学都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原因。
    记者:近年来,瑞士与中国在教育领域有哪些交流与合作?
    戴尚贤    在具体的合作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奖学金政策。中国政府每年为瑞士学生提供25个奖学金名额,同样瑞士政府也为中国学生提供25个全额奖学金和30个免除学费的奖学金。但对于两国学生来讲,他们的学习兴趣点是不同的。瑞士学生更希望来中国学习中文或者中国文化,而中国学生则会申请攻读瑞士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其实,除了奖学金,两国教育自身的魅力也吸引着对方的学生。
    记者:您认为,未来中瑞两国教育交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戴尚贤:很多瑞士的应用科技大学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几乎所有的瑞士高校都在探索与中国高校的交流与互访,希望促进两国在应用科技方面更多的合作。瑞士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凭借它的魅力,也吸引着中国教育机构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
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见证了日内瓦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并指出,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教育交流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瑞士已有两所孔子学院。习近平主席也特别指出,希望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更多合作,希望在瑞士建立更多中国文化机构。在我看来,这也是在增进两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信息来源:2017年4月21日  《中国教育报》
质量,职业教育的生命
——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建立了较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具体而可操作的质量指标体系
【他山之石】
2009年欧盟颁布的《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障参考框架》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质量指标体系,作为成员国测量和评价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的共同指标。该指标体系包括10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每一个指标都有其操作定义。指标1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应用质量保障框架的情况,指标2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师资培训投入,指标3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率,指标4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完成率,指标5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就业率,指标6是职业教育与培训所授技能的实用性以及个人和雇主的满意度,指标7是社会失业率,指标8是弱势群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比例,指标9是劳动力市场培训需求分析预测能力,指标10是远景规划能力。
英国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四大方面:总体效能,学员的学习成果,教、学和评价的质量,领导与管理效能。总体效能的评价依据是教育机构在满足学生和用人单位需求方面的有效性。学生的学习成果主要通过考查学生的学习目标实现情况、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对社区的贡献等做出评判。教、学与评价的质量则通过教、学的实施状况及效果,教学手段的运用,对学生指导的有效性,学生需求的满足程度等方面体现。领导与管理效能的评价指标则包括安全保卫、平等与多样化、资源管理等。
俄罗斯现行职业教育标准规定学生必须具备两个素质:普通综合素质和职业综合素质。普通综合素质由几大关键能力组成,包括:专业发展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合作能力。职业综合素质包括利用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组织、管理、实施某职业活动,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解决职业活动中的问题等。
【启示】
教育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质量指标包括职业教育的参与率、完成率、就业率、教与学的质量、学生学习的成果、学生和雇主的满意度、对师资培训的投入、领导与管理效能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学生的发展指标。
对学生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职业教育质量的两大重要标准。基于这两大标准,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指标可以包括九大方面: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参与率,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参与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完成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职业院校学生的满意度;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满意度;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对师资培训的经费投入;职业院校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预测能力和适应能力;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的远景规划能力;职业教育与学生个人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匹配度。
以改进教学为目标的质量监测体系
【他山之石】
丹麦把“产出监测”作为质量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职业教育提供者拿到财政拨款,必须达到规定的质量目标。2003年,丹麦教育部确定了质量的四个优先领域: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的技能水平、学校管理的专业化水平、院校与企业和当地社区联系的密切程度。测验和考试是丹麦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基础职业教育领域,学生必须参加最终的职业技能测试。发表年度资源报告是丹麦实施质量监测的重要方式,用数据材料证明教育输入、过程和输出之间的关系。
美国2006年8月颁布实施的《卡尔·帕金斯生涯与技术教育法》要求联邦和州政府合作制定具有挑战性的技能标准,从教育成就、完成率、向中等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过渡、参与工作本位学习情况等四个方面对生涯和技术教育的实施质量进行监测。联邦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办公室为州政府编制了一份自我评价量表,量表包括6个领域、30个指标,即管理、地区应用、技术准备、特殊人群、财务责任和问责,每一指标都被细化为可操作的活动和任务。
澳大利亚从背景、参与、资源、产出和结果等方面对职业教育质量进行监测,提出要根据指标体系定期报告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时记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结构变化与实施情况,根据指标体系收集数据并使之透明。
【启示】
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质量的监测是全程、全方位的。既有对教育输入的监测,也有对教育过程、教育输出的监测;既有对投入资源的监测,也有对产出结果的监测。其中,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的教学水平是监测的重点。
对职业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是及时掌握教育质量信息并进行改进的有效方式。由于我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需分层、分类,既有国家层面的监测,也有省级、市级层面的监测;既有院校内部的自我监测,也有院校外部的监测。国家层面重点在宏观监测,关注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与社会成员发展相适应的程度;省市级重点在中观监测,关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与当地学生需求的吻合度;院校内部监测的重点应放在学生的满意度、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成果、教师的教学和技能水平等;院校外部监测的重点则应放在学校领导和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学校的总体效能和改进能力、院校与企业和社区联系的密切程度等。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质量评价体系
【他山之石】
英国教育标准局制定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即共同评价框架,它既是督导评价的依据,也是职业院校开展自我评价的依据。该评价框架主要由评价原则和评价程序两部分构成。职业院校开展的自我评价和教育标准局组织的外部督导评价构成了英国职业教育质量的内外部评价。自我评价注重连续的过程性评价,评价证据的收集紧紧围绕与学生学习和发展相关的五个关键问题进行,即学习者学业成就如何?教学和培训效果如何?教学项目和教学活动符合学习者的利益和需求吗?学习者获得指导和帮助状况如何?在提升学业成就和帮助学习者方面的领导和管理效度如何?外部评价突出亮点与优势,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与建议。外部评价结果以评价报告的形式公开发布在英国教育标准局网站上。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2年3月发表了《面向所有人的技能》报告。报告提出,从2014年开始在“我的技能”网站上为每一位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生提供“独特学生鉴定”,相当于培训的电子档案,是跟踪记录学生一生中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唯一官方凭证。通过“独特学生鉴定”,企业可以招聘到合适的雇员,政府也可以更好地掌握整个培训市场的信息。
【启示】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由外部评价和院校的自我评价构成,以院校的自我评价为主。无论是外部评价还是内部评价,都把满足学生的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都非常注重对职业教育输出质量的评价。
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内外部质量评价体系是保障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由于职业院校是提高教育质量的责任主体,自我评价在教育质量评价中应处于更重要的位置。我国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可逐步从以往的侧重外部评价转向侧重院校内部的质量评价,使院校内部的质量评价成为常态,让职业院校内部的全体成员参与到质量评价过程中,培养他们提升质量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信息来源:2017年1月10日《中国教育报》
混合模式:现代学徒制的中国选择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企业与学校共同合作、双元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现代学徒制有哪些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实践现状如何?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合理选择现代学徒制模式?
    现代学徒制的国际经验
    国际上现代学徒制比较成熟的模式主要集中在几个经济发达国家,典型模式包括德国“双元制”、英国“三明治”、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美国“合作教育”及日本“产学合作”等。
    德国“双元制”模式。这是现代学徒制的国际典范,是由企业和职业学校按照企业人才需求,“双元”联合培养、共同组织教学和岗位培训的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企业本位,学徒一般每周1至2天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框架教学计划”在校学习理论,3至4天依据行业组织制定的全国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在企业学习专业技能。
    英国“三明治”模式。这种模式是学校或培训机构自制教学计划,学徒以“学习—实践—学习”产学结合模式实施教学的制度。它是国家主导的学徒制模式,分为中级、高级与高等学徒制三种级别,学徒采用一段时间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在企业实习,工读交替的机制。
    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模式。这种模式是国家统一制定资格框架、质量框架及培训包,行业或企业增设特色内容,企业与学校共同合作来完成教学任务的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政府与企业为本,学徒80%的时间在行业或企业的工作场所学习,只有20%的时间是在学校学习。
    美国“合作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是把课堂学习与生产中的工作经验学习相结合的一种结构性教育策略。它的最大特点是以工作为本,从学徒将要从事职业的岗位能力出发,确定能力目标,而能力目标由若干个子目标构成,并由若干个企业承担培训工作,培训课程专业性与实用性并重。
    日本的“产学合作”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利用学校、企业及科研单位等多种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以获取直接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它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全面主导、企业为主体,企业为学校提供资金、人员与实习岗位,学校则根据企业发展要求,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对口人才。
    上述五种比较成熟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中,除了德国“双元制”与美国“合作教育”现代学徒制模式是企业或工作本位以外,其他几种模式都突出了政府在现代学徒制中的主导地位。
现代学徒制的中国实践
    2014年9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遴选了165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在全国层面启动了现代学徒制的探索工作,逐步形成了几种较有代表性的现代学徒制模式。
    院校—企业合作模式。由院校与单一企业合作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受到单一企业规模、主导产品的市场生命力等要素制约。此类合作案例众多,通常跨国企业或大型企业的合作比较稳定,小型企业的合作则具有较大风险。
    院校—园区合作模式。由院校与产业园区或工业园区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依托产业园区或工业园区力量,校企开展合作。如江苏省太仓市德资企业产业园区与太仓中等专业学校的合作案例。
    院校—行业合作模式。由院校与行业协会合作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依托行业协会平台,行业内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如浙江省平湖市服装协会和化工协会与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服装、化工专业的合作案例。
    院校—集团合作模式。由众多院校与企业或职教集团合作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依托企业或职教集团平台,集团内企业与院校开展合作。如上海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大众工业学校、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浙江省嘉兴市欣禾职教集团的现代学徒制合作案例。
    院校—联盟合作模式。由众多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组建的职教联盟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依托职教联盟平台,联盟企业与院校通过强强联手开展现代学徒制合作。如安徽省、山东省去年推出的现代学徒制试点联盟等合作案例。
    另外,在国家重振“工匠精神”号召下,也出现了一些“院校—大师”合作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它主要是在以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行业拔尖技能人才命名的各类技能大师工作室内开展的现代学徒制模式。
现代学徒制的中国选择
    从我国现代学徒制办学主体上看,“院校—大师”与“院校—企业”大多以院校为主体,“院校—行业”“院校—园区”“院校—集团”大多以企业为主体,“院校—园区”“院校—集团”“院校—联盟”大多得到政府支持;从我国现代学徒制的运行机制上看,虽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已成为现代学徒制的办学理念,但具有国家特色的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尚未形成。
    在国家尚未出台现代学徒制条例的情况下,职业院校只能根据不同的现代学徒制合作对象,选择相应的合作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以寻求突破。从整体上看,我国现代学徒制模式的选择呈现出国外模式借鉴消化与国内模式自主创新并存的局面,各种模式相互交错、相互融合,因而只能是一种混合模式。
中国制造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现代学徒制的中国品牌保驾护航。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把职业教育放到了实现“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坚信,通过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一定能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行业指导、校企主体、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中国品牌。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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